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糊的告示，其中一张x1引了陈卫东的注意。那是一张褪了sE的、招募“有文化青年支援边疆建设”的宣传画，落款是某个遥远的、位于西南边陲的“三线建设”指挥部。

    陈卫东盯着那张画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他的眼神从迷茫，渐渐变得清晰，最后凝聚成一点微弱却坚定的光。

    晚上，在栖身的破庙里，他对我说道：“满福，我想好了。我们去那里。”他指着西南方向，“那里远离政治中心，人员复杂，而且……需要知识。也许，那里是保存和解读这些‘记录’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熟睡的孩子们：“我们也需要给孩子们一个……相对稳定的环境。他们不能永远跟着我们流浪。”

    我看着他那在火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却又无b执着的脸，知道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边疆，建设兵团……那意味着更艰苦的环境，但也意味着一种新的、隐于众人之下的可能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我们没有身份，没有来历，只有一身破烂和几个懵懂的孩子。混入建设兵团并非易事。我们谎称是家乡遭了灾，逃难出来的，陈卫东则隐晦地表示自己读过几年书，认得字。接待我们的人将信将疑，但看着我们这群面h肌瘦、衣衫褴褛的“难民”，尤其是几个眼神怯生生的孩子，最终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将我们作为“盲流人员”暂时收容，安排了一些基础的T力活。

    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勉强可以遮风挡雨的窝棚，有了定量的、虽然粗糙却能果腹的食物。生活依旧艰辛，但b起之前的颠沛流离，已如天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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